文献追踪日报

信息系统学者长期致力于研究如何设计和实施IT系统以实现组织的战略转型目标。大多数此类研究假定转型源自并执行于高层，将他人归为旁观者或变革的接受者。然而，考虑到高层管理的内在保守性以及数字化转型的颠覆性和政治性，由外围代理人推动的转型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考察了源于外围的数字化转型条件或过程，尚未有研究对此类条件进行理论化。为弥补这一空白，本文将此类转型理论化为一种"包抄"过程，即外围代理人利用IT系统发起、推动和实现具有高政治惰性的抵抗型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包抄"概念通过瑞典公共部门医疗机构的纵向案例研究归纳推断得出。文章识别了三种包抄机制——掩盖、分层和嵌入——每种机制对应特定的IT系统类型和代理行为模式，为理解数字化时代组织变革中的权力动态提供了理论贡献。

本研究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行为动因，将数字化转型与战略沟通相联系，重点探讨其究竟源于"战略性承诺"还是"象征性信号"。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显著促进突破式创新，但对渐进式创新和研发投入不显著，表明其通过注意力再配置引导资源流向高影响力创新；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主要体现为战略性信号而非迎合市场的象征性行为，在成长机会较低的企业中其促进创新作用更强；第三，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作用有限；第四，该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研发密集型企业及新上市企业中更显著。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组织渴望利用其变革潜力。与聚焦单个组织不同，本研究考察了企业平台中的GenAI集成，这些平台被众多组织广泛采用，从而同时放大了GenAI的收益与风险。我们为企业平台所有者及其补充者提供了针对性建议，以应对他们在将GenAI集成到这些平台时所面临的挑战。基于Salesforce经验的案例研究，我们建议在三个基础领域采取行动——平台能力、平台架构和平台治理。在平台能力方面，建议开发基于现有平台服务的统一GenAI栈，提供通用和行业特定的GenAI用例以加速客户采用，并提供定制化和新用例创建工具；在平台架构方面，建议增加新层以容纳多样化GenAI基础模型，创建安全数据访问、隐私和内容监控的可信环境；在平台治理方面，建议实施提示工程和内容审核系统以确保负责任的使用。

本文探讨了生成式AI系统（特别是微调后的大语言模型）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刺激认知灵活性并增强通向创造力的灵活性路径。基于创造力双路径模型，我们考察了任务广度在促进创意生成中的作用。通过两项随机实验研究，我们发现微调后的LLM生成刺激在参与者进行宽泛领域探索时显著增强了探索广度——这是认知灵活性的结果（研究1）。相比之下，在约束性领域未观察到显著效果（研究2）。这些发现揭示了生成式AI与任务结构在驱动创造力中的关键交互。本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AI系统如何重塑认知过程，为生成式AI时代的创造力演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洞见。

基于1995-2018年148个国家和83场金融危机的数据，本文表明，在借款人所在国发生金融危机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削减其对非金融企业银团贷款的幅度显著大于银行（约19%）。即使在控制了贷款人融资模式和借款人特征差异后，这一差距仍然存在。然而，当考虑到借贷关系（以持续时间和频率衡量）时，差距缩小超过50%。非银行借贷关系价值更低、频率更低、持续时间更短，在危机期间为借款人提供更少利益。文章还探讨了非银借贷行为的实际经济效应：依赖非银融资的企业在危机期间面临更大幅度的银团信贷下降，进而导致投资和就业更急剧下滑。这些发现表明，非银行的崛起虽在正常时期扩大了信贷可得性，但可能放大了金融冲击的负面影响，监管机构应更密切监控非银借贷。

过度自信的CEO在面临较高信用评级下调风险时显著减少其收购活动，这可能因为信用评级影响其获取外部融资的能力。处于负面评级展望的投资级企业（由过度自信CEO管理）的收购倾向降低约16个百分点。我们的发现为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外部控制机制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即其约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追求价值破坏性的收购。研究结果经受住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内生性、内部控制机制的对照以及市场反应测试。该研究对理解企业信贷评级、高管行为与公司融资策略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启示。

品牌行动主义——对当前有分歧的社会政治议题表明立场——已成为表达品牌价值观和与客户群互动的新方式。然而，全球范围内企业在表明立场的后果方面缺乏确定性指导。本研究提出一个新颖问题：全球品牌是否应该参与行动主义？利用不同的行动主义操纵（如声明和行动），五项研究揭示了消费者对行动主义全球品牌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基于图式改变理论，作者发现积极的品牌行动主义效应对具有负面品牌来源国感知的全球品牌特别强烈，与消费者先前态度效价无关。然而，具有正面来源国关联的品牌仅在消费者先前态度效价一致时从行动主义中受益。作者还识别了自我-品牌连接的中介效应及其对行为意图的下游影响。总之，本工作为跨文化消费者对品牌行动主义的感知提供了新洞见，阐明了消费者偏好行动主义全球品牌的原因，并为全球品牌管理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建议。

品牌通常是公司拥有的最珍贵的资产。尽管这一无形资产可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审视，但大多数品牌资产研究主要聚焦于客户和企业，从而常常忽视了员工的重要性。本研究基于三项研究推进了一个动态模型，该模型通过关注员工品牌资产（EBBE）的发展过程和结果来理解其复杂性。研究1基于21次员工访谈和相关文献，提出EBBE由四个顺序且相互依赖的模块组成：品牌构建、品牌同化、品牌亲和和品牌践行。研究2使用420名员工的调查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优势支持EBBE发展模型及其命题，展示其对员工绩效和客户反馈等关键结果的影响。最后，研究3在美国员工的新样本和基于就业持续时间的重新抽样数据集上验证了EBBE模型及其动态性。这是首次将EBBE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来考察的研究，揭示了其发展过程并指导组织通过强调员工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来管理品牌。

本研究旨在增进对跨国企业（MNE）来源国（COO）污名应对策略有效性的理解——这是COO劣势的一种持久形式。基于污名关联理论和身份显著性理论的整合洞见，我们提出，当跨国企业的母国卷入负面全球事件时，不同层面的相似策略（企业慈善和对外援助）会差异化地影响其因与母国关联而产生的COO污名。情景实验分析结果表明，跨国企业的慈善努力减轻了污名，而其母国的对外援助反而增加了东道国消费者感知的污名。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突发性全球事件期间，跨国企业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可能使上述影响复杂化。本研究借助对同一跨国企业多重身份的洞察，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解释不同层级捐赠在缓解跨国企业因母国效应而遭受声誉损害方面的有效性。